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

基督教传媒

当前位置: 首页 > 地方教会 > 教会史料 >

基督教故事--四、直到地极(四—六)

时间:2013-11-25 22:09来源:《教材》2013年5期 作者:严锡禹 点击: 评论
本期继续讲述基督教早期传播的故事,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北部非洲和远东。
四、直到地极
    
本期继续讲述基督教早期传播的故事,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北部非洲和远东。
    
(四)
    
首先来看北非,从地理位置上看,主要是今天的埃及。埃及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历史上称为北非,意思是北部非洲,属于地中海地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它是一个希腊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亚历山大是第一世纪地中海地区最著名的文化城市之一,这里汇聚了古代世界很多优秀的思想,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甚至印度的影响在此随处可见,这些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该城的文化与宗教。在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也逐渐成为一个对优秀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城市,以至于这里建起了一座当时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有史学家评价说,如果地中海地区有什么城市可以称为大都市的话,那么,这个城市非亚历山大莫属。
    
我们至今无法确定基督教是如何传人亚历山大的,据估计,由耶路撒冷传入的可能性最大。《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五旬节当日在场的人中包括埃及人,但并不确定这些人来自亚历山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耶路撒冷说希腊话犹太人会堂中的人将福音传人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也是说希腊话的。《使徒行传》18章24—25节提到亚波罗就是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虽然受了洗,但所受的仅仅是约翰的洗,后来在亚历山大接受了耶稣。
    
如果亚波罗确实是在亚历山大接受福音的,那么一定是在犹太人社团中。亚历山大有很多犹太人,有的学者估计不少于该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领袖,并且从皇帝那里获得特权。显然他们拥有人口的优势,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犹太社团经常遭到攻击。有时还会遭遇大规模屠杀,最严重的屠杀发生于图拉真皇帝统治时的公元117年。即便是和平年代,犹太人也常常成为邻居仇恨的对象。亚历山大的第一代信徒一定感觉到了这种紧张关系。
    
正如我们在亚波罗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亚历山大的第一批信徒主要出自犹太人。犹太哲学家斐罗就出生在该城,他的伟大贡献在于,为了将古希腊哲学和犹太教传统结合起来,他引入了寓意解经法,在文本和历史的背后寻找灵性的和哲学的意义。斐罗的这种方法被介绍到教会中。《希伯来书》就运用了类似的方法来描述天上的实在。《希伯来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即耶稣是神圣的救赎者,这种观点成为亚历山大特别突出的神学观点。
 
出自亚历山大的早期基督教书信还有《巴拿巴书》,本书写于二世纪初,它同样运用类似的方法解释犹太经典对基督教的意义。这些书信都力图承认犹太经典的权威,他们的听众显然是犹太人或犹太基督徒。
    
早期教会有一种说法,最早将福音传人亚历山大的人是马可。据说公元二世纪末,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马可动笔写福音书时身居罗马,当时彼得也在罗马。彼得殉道后,马可离开罗马来到亚历山大,继续写作他的福音书。信中还说道,马可的福音书本来包括耶稣教训门徒的奥秘,但后来有人篡改了这部分内容,将马可写作的奥秘部分无限夸大,致使革利免等来自大公教会的人不得不废弃这部分内容。
    
革利免对《马可福音》中耶稣教训的奥秘的解释,与二世纪亚历山大知识界的认识不谋而合。为此,耶稣将其奥秘传给最亲近的门徒的说法在亚历山大广为流传。亚历山大本来就流行神秘宗教,基督教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将埃及、希腊、犹太、甚至波斯的哲学和宗教混为一体。一、二世纪之交,已经有一些犹太社团的教师致力于将犹太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犹太经典中关于创世的故事和上帝不可言说的名字,成了那些寻找神秘的灵性真理之人的沃土。埃及的魔法师为了魔法的目的,早已将希伯来的上帝改造成埃及的神。基督教关于耶稣的信息,神圣之名、医病赶鬼的神迹、受死与复活等,在公元一、二世纪的亚历山大得到了更加充满能力的叙述。
    
二世纪中叶,一些基督教思想的新学派出现于亚历山大,通常被称为诺斯底(希腊语的意思是“智者”),该派信徒通过关于上帝和创造的神秘教训来获得救赎。诺斯底派创造性地综合了希腊、埃及和犹太哲学,并借此来重新解释使徒所传的关于耶稣的信息。该派第一代领袖可能来自巴勒斯坦或叙利亚,但来自亚历山大的领袖成了该派最伟大的教师。随着其在地中海及波斯地区的广泛传播,诺斯底派不断被证明拥有极强的埃及基督教传统。
    
亚历山大诺斯底派教师中最知名的是巴西里德(Basilides)和瓦伦提努(Valentinus),前者生活于130年左右,后者约140年移居罗马。瓦伦提努起先在罗马的公教会圈子里获得教师身份,当时,查斯丁和爱任纽还没有这种身份。公教会系统的大多数教师都用极其严重的词来谴责诺斯底派,比如爱任纽抨击他们的神秘教训,宣称使徒的教导必须是公开的,救赎的道理也是赤裸敞开的。就像二世纪其他公教会作家一样,爱任纽将诺斯底派的根源追溯到行邪术的西门(Simon Magus),他是《使徒行传》第8章中记载的那位撒玛利亚魔法师。爱任纽与诺斯底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了高卢教会。
    
诺斯底派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他们有的人认为自己与大公教会完全不同,就像爱任纽批评的那样;有的人则认为自己就属于大公教会,拥有与大公教会同样多的使徒传统,他们并不反对从大公教会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使徒教训,只是有自己的解释方法。所不同的是,在诺斯底派那里,多马、马太和腓力与彼得、雅各和约翰一样,对教会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诺斯底派对女门徒价值的肯定超过大公教会。
    
长期以来,人们都否认诺斯底派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该派领袖也确实反对大公教会的教导。然而,诺斯底派却总是声称他们是基督的追随者,他们宣称自己是大公教会之外、甚至超过大公教会的另一种基督教形态。诺斯底派主张信徒要寻求物质世界之外更高的灵性境界,因此,他们的信徒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精英,而不是初信者和普通大众。基于亚历山大的文化背景,在诸如革利免这样的思想家眼中,认为诺斯底派完全与基督教无关是不合理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追求更高的神秘生命。
    
诺斯底派对于使徒教训的理解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反对大公教会已经初露端倪的教会体制,《彼得启示录》是写于三世纪初的诺斯底派文件,书中对大公教会的体制持反对意见。“另有一些人在我们之外,他们自称主教和执事,好像他们已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权柄。他们将自己置于领导者的审判之下。这些人是干涸的运河。”
    
公元189—232年任亚历山大主教的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大公教会与诺斯底派分裂的危害。德米特里厄斯来自农村,是个文盲,得到底层基督徒的支持。为了赢得那些受过教育的教师和诺斯底派的支持,他在教会附近开办了一所神学院,这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教理学校。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在整合哲学与基督教信仰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校最早的三位教师:潘泰努(Pantaenus,去世时间不明)、革利免(约160--215年)和奥利金(origen,约185—250年),代表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传统,他们努力将希腊知识遗产引入基督教,为基督教神学与崇拜开启了新的方向。
    
亚历山大教理学校的这几位老师坚决抵制诺斯底派的主张,他们认为,爱任纽、特土良的主张更应得到尊重,从而渐渐形成了基督教的正统,并将以爱任纽和特土良为代表的正统神学与诺斯底派代表的异端区别开来。亚历山大的神学家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他们努力以开放的心态尝试福音接受希腊文化的可能性。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其实就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由于他们的开放,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加入教会,从而有效地孤立了诺斯底派,并最终导致该派的衰落。
    
说到亚历山大教理学校老师与希腊文化的关系,不能不特别提出奥利金,他是一位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倡导者。中期柏拉图主义是三世纪在亚历山大兴起的一种哲学派别,奥利金曾受教于该派开创者。奥利金相信,哲学有助于基督教,他的重要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学派最早的三位教师并没有在亚历山大终老一生,结束他们在教理学校的教学生涯,他们都选择了离开。传统认为,潘泰努去了印度,在那里传福音;革利免则在202年罗马皇帝逼迫教会时流亡在外;而奥利金则被前文提到过的主教德米特里厄斯流放到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在那里,奥利金被破格按立为长老。
    
在与诺斯底派的斗争中,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发展迅速,到二世纪末,教会组织沿海岸线向西、向南迅速发展,不断壮大,直到尼罗河。亚历山大以外埃及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强,到三世纪,埃及语成了教会的主要语言,不仅运用于教会礼仪,也运用于神学著述。在一些基督徒中,埃及宗教的元素随处可见。埃及的因素直接影响到公元四世纪教会的修士生活。
    
大公教会在与异端诺斯底斗争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接纳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也欢迎普通民众。大公教会主张,基督教的救恩必须向普通民众开放。亚历山大的事实证明,普通民众成了教会最强有力的支持。该城的民众,甚至主教根本不通文墨,但是教会并没有排斥他们,仍然允许他们参加洗礼、圣餐礼和其他基督教典礼。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亚历山大也成了研究基督教的中心。
  
 
(五)
    
接下来,再介绍福音在印度的传播。在基督教早期宣教传统中,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福音的印度之旅,而大多数早期教会史家认为,多马是第一位完成这项使命的使徒。此外也有人提到使徒巴多罗买。根据现代教会史学家的研究,我们有足够的史料证明使徒多马印度之旅的可能性。
    
为了确定多马及其印度之旅的可能性,我们看一看当时更广阔的历史图画。在一世纪环地中海世界,正在狂热地经历着印度浪潮的冲击。新的商业纽带使得印度与希腊--罗马世界之间,以埃及为中转,加强了货物和人员来往。大约在使徒保罗第一次跨越地中海的旅行布道被中断的时候,一位工作在罗马人船上的埃及领航员揭开阿拉伯海季风的秘密,使航海者更能借助季风在海上航行,扩大了罗马人与印度人之间的贸易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交往。
    
根据伪经《多马行传》(本书很可能是三、四世纪在伊得撒编辑而成),印度国王根达法鲁斯(Gudnaphar)派了一位使臣到耶路撒冷找一位工匠去替他建宫殿。多马跟耶稣一样是一个木匠,他知道这件事后,愿意承担这份工作,于是同使臣一道,来到印度北部,国王将建造宫殿的经费给了他。然而,多马并没有用这些钱来建宫殿,而是将它们用于帮助穷人,还像耶稣那样行了许多神迹。国王知道后,非常生气,把多马投入监狱,但不久又把他放了。出狱后,多马继续在印度各地旅行布道,最后到了今天称为马德拉斯的地方,在这里,国王派人杀害了他,因为王后接受了多马所传的福音,持守严格的禁欲生活,令国王十分恼火。传统认为,多马殉道后葬在麦拉坡东南面,据说他的坟墓至今犹存。
    
印度教会中有一些口头传说和民间歌曲可以追溯到多马时代的基督教。这些口头传说指出了多马在印度的另一种遭遇。多马大约于公元52年首次到达印度南部,沿马拉巴尔海岸旅行传道,他并没有到过印度北部。在南部,他向许多人传教,并赢得了众多信徒。有些皈依者原属婆罗门教,其他人则来自各个阶层(种姓)。多马的传道激怒了婆罗门教祭司,他们要求他崇拜女神卡莉(Kali)。多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被判死刑,被长矛刺死。印度教会将每年的7月3日定为多马殉道日加以纪念。
    
《多马行传》作为传说的记载,其故事的真实性曾受到质疑。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史实勾勒多马印度之行的轮廓。首先,公元一世纪印度北部的确有一位国王名叫根达法鲁斯,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发掘出了该国王统治下的钱币。其次,多马乘船前往印度也是完全可信的,当时,每年有上百艘罗马商船沿红海航线来往于埃及和印度各港口,在印度发现了那个时代大量的罗马钱币,证明商业贸易的发达。历史记载中也包括类似木匠的工匠前往印度工作。总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多马印度之行的可能性。
    
关于教会的这些传统,要想提供足够的历史评价十分困难,故事的核心就有好几种完全不同的来源,涉及多马的丰富资料主要出自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人否认多马的东方之旅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他是否到过印度,而是在于他到底去过印度的哪些地方,走了多远。
    
另一个教会古老传说认为潘泰努到过印度。前文已经介绍,潘泰努是亚历山大教理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公元二世纪末前往印度传教。犹西比乌和稍晚的拉丁作家耶柔米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说法。根据上述资料,潘泰努皈依基督教时是一位杰出的斯多葛派哲学教师。大约在190年的某个肘候,几位印度人来到亚历山大拜访潘泰努,这些人也许是商人,潘泰努的博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邀请他访问印度。潘泰努接受了邀请,在征得主教德米特里厄斯的同意后离开亚历山大,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据犹西比乌记载,潘泰努到达印度后,发现使徒巴多罗买已经来过这里,还发现了一本亚兰文的《马太福音》。关于潘泰努在印度的情况,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运用。也有另一种可能,潘泰努提到的“印度”,其实是另一个地方,比如阿拉伯半岛。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忽视潘泰努的故事,因为它多少还是有一些历史可能性的。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多马、潘泰努和巴多罗买的故事的历史可能性,但仍然有存疑之处。根据现有的史料,在公元四世纪之前,印度没有出现过有形的教会组织。我们能证明确有外国访问者到了印度,但却无法证明基督教的持续发展。我们至今没找到印度文写成的早期基督教文献,所有关于多马的材料都是教会中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当印度教会最终于公元四世纪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初的教会由外国人组成,他们多是到那里做生意的商人。我们一直无法弄清印度人是否加入了教会。
    
多马、巴多罗买和潘泰努是第一批向印度宣教的传教士,但他们不能代表印度基督教运动的历史。多马和潘泰努只是基督教宣教史的一部分,并且是几乎没有结果的运动。多马曾经踏上印度土地的意义在于,此后历代印度教会都宣称他们也曾有份于使徒时代的宣教运动。
    
 
(六)
    
最后,我们要对早期世界基督教运动做一个必要的总结。早期教会,更具体地说,早期基督徒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在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方,政治的因素在基督徒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教会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阴影之下。在叙利亚以东,除了重要的罗马城市安提阿以外,政治的冲击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已经说过,公元200年左右,伊德萨的基督徒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在叙利亚沙漠的其他地方,基督徒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来自政治的困扰较小。在亚历山大,基督徒头两个世纪面临政治冲击没有来自哲学家和知识人的冲击那么大,虽然亚历山大的基督徒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迫害,但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哲学的反思。
    
在基督教最先传入的每一个地方,教会有着各自的历史意义,他们的这些传统使他们与耶稣的使徒联系起来。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拥有超过他们自身的意义。
    
这些基督徒拥有一个特别的双重意识,大多数教会成长的地方很少遇到麻烦,他们意识到自己正置身子改变世界的运动中。这种意识可以较好地解释写于二或三世纪的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是写给丢格那妥(Diognetus)的,作者是一位基督徒,他为基督徒的所信所行辩护,他指出,成为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就在找到家乡的同时,成了客旅。
    
下期预告:长成的教会
 
 
《教材》2013年第5期113--121页教会史, 2013年11月10日10:34扫描,2013年11月14日15:05审核校对。
(责任编辑:admin)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