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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台湾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

时间:2013-12-27 21:48来源:《天风》2013年8期 作者:孙琪 点击: 评论
有的台湾教会认为新加坡教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细胞小组”模式。于是一些台湾教会开始推行“细胞小组”教会模式,这一模式比较适合台湾都市中产阶级的需求。
【编者按】2013年8月底,中国基督教两会将派员赴台与台湾地区基督教界共同举办“两岸论坛”,就两岸教会发展近况、神学教育、社会关怀、牧养事工等专题进行交流,以增进了解,推动两岸教会的联络与合作。为了配合这个“论坛”,本刊特刊发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同工文章,就台湾教会的历史与现状向读者进行简单介绍。 
 
一、1945年以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1、荷兰占据台湾时期的台湾基督教
 
台湾基督教史(本文中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不包括天主教)的第一页,可以翻回到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台湾时期。在荷兰殖民者武力的胁迫下,1639年有2014位台湾原住民受洗,1643年在台湾北方有六个部落5400人受洗。1635年,荷兰传教士在被征服的部落办起了学校,开辟了在华传教办学的先河,至1647年各类学校学生人数达到1364人。但是随着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基督教结束了早期短短的38年历史,几乎未留下任何实质
性的影响。
 
2、清朝统治时期的台湾基督教
 
在1662年以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基督教基本绝迹。1860年,英国长老会驻厦门的牧师杜嘉德(Rev.C.Douglas)和驻汕头的牧师马肯查(Rev.H.C.Mackemzie)到台湾淡水考察。但真正重新开始在台湾传教的却是英国长老会马雅各医生(Dr.James L.Maxwell),他通过医疗与传教并行的传教策略使台湾原住民接受基督教信仰。1866年,马雅各在台南府(打狗)建起第一座教堂,高长等四人受洗,使得十字架再次被举起。除了需要传教士的医疗技术,原住民还发现传教士可以获得清政府官员的支持,为教民提供有效的庇护。
    
这一时期的台湾基督教是长老会的天下,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马偕牧师(Rev.George Leslie Mackay)登陆台湾,英国长老会和加拿大长老会以台湾大甲溪为分界线,英国长老会居南,加拿大长老会居北。1880年英国长老会巴克礼牧师(Rev.T.Barclay)在台南创办了神学院,开始培养本土的传教人员。两年后,马偕在淡水创办了近代台湾第一所西学学堂“理学堂大书院”(0xford College),至1891年共有83名宣教士从该学校毕业。
    
3、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基督教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统治初期,为了安定民心,日本殖民当局根据其《帝国宪法》保障信仰自由的条款,尊重台湾人的信仰自由,任由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发展。日本国内的基督教教派日本基督教会、日本圣公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救世团(又名救世军)、日本圣教会、日本美以美会、第七日再临团(安息日会)等借机传入台湾,1926年,大陆的真耶稣教也传入台湾。
    
但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殖民政府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36年台湾总督下令,台湾官民“无论所信宗教为何,每家应设神棚,安置‘神宫大麻’以为祭祀皇祖之圣坛”。试图通过“信仰皇民化”从思想上清除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从生活上改变其汉族的民俗习惯,从而全面动员台胞参加侵华战争。日本殖民者对基督教加以遏制和打击,要求传教士做到使“基督教之日本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教会活动都受到了监视,英国、加拿大传教士被迫回国,部分信徒遭到迫害。
    
虽然在日据后期,台湾基督教受到重创,但据统计,从1898年至1942年间,台湾基督教总信徒人数仍有很大增长,从10148人增至69189人。
    
4、1945年--1999年台湾基督教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仅有长老会、圣教会、真耶稣教会、圣公会等少数教派,教堂数量400多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打破了这种格局,一大批原本在大陆传教的外国差会随国民党军队涌入台湾,同时一些大陆基督徒也纷纷在台湾建立起了独立教会。1954年,超过300个差会在台湾传教,宗派和独立教会比1945年增加了25个。1959年,至少有600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以大陆人和原来被忽视的山地人为主要宣教对象,台湾的基督教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64年基督徒人数的增长率高达300%,受西方教会支持的教派在此期间成长尤为惊人,比如南浸信会在50年代初仅有数百人,1959年底人数已达7315人。
    
1965年,台湾城市化进程效果初显,农村和山地人口迁入城市,促成了城市基督教会的发展,农村教会出现了萎缩;同时,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世俗化趋势,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结构的变化、民间宗教和佛道等本土宗教的发展,都对基督教人数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大陆加入联合国,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西方差会与台湾子教会的关系紧张,诸种原因,使得台湾基督教在1965年至1979年间进入了发展的停滞期。不过,具有基要和灵恩特征的独立教会和已经立足于本土的长老会在这一阶段发展较为稳定。
    
1980年后,台湾教会发展进入缓慢复苏期。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教会增长的停滞现象,已经引起了各教派领袖的重视,他们加强联合,共同举办会议开展对话,解决教派分歧、拓展传教方式,还特别聘请海外研究教会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牧师介绍西方经验,分析台湾教会存在的问题。合并小的神学院校,到了20世纪8O年代中期,培养出了一批可以加入学术主流的基督教人才队伍,同政府、社会及其他宗教展开对话,研究基督教本土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葛培理在台湾举行了布道大会。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也在台湾各大城市举行了布道大会,开始了台湾的新生命运动,试图使福音广传,但影响不大。
 
同一时期,韩国教会快速增长(198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巡回布道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 sts]上,韩国布道家金章焕(Rev.Billy Kim)称:1955年韩国有4000家教会,近100万信徒;1965年增至8000家教会,200多万信徒;1975年达16000多家教会,430万信徒;1985年达32000家教会,10000万信徒),这给台湾教会带来很大冲击。
 
1979年,250名台湾教会领袖和宣教士组团前往韩国参加教会增长观摩研习会,并多次邀请韩国教会五旬节灵恩运动的领袖赵镛基前往台湾主领教会增长大会和布道会。台湾的各基督教教派,纷纷北上访问韩国取经,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教会的“韩国风”,掀起了台湾宣教的热潮。
    
1987年,在周联华的倡导下,60多位教会领袖举行了“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研讨会”,呼吁台湾教会以公元2000年12月31日为目标时间,一起推动台湾福音化运动。这一运动同时受到美国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世界宣教影响。
 
1990年,台湾34个教派与机构为此正式筹组成立“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推动“2000年福音运动”。“2000年福音运动”以在台吸收200万信徒、成立1万间教会和招募200位海外宣教士为目标,深入族群关怀,并订立十年计划。其1999年的计划是“大陆布道年”,2000年为“总动员布道年”。
    
最初,这一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福音运动第三年,台湾教会对这一阶段的推进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教会虽有发展,但“三年下来,众教派普遍感到距离目标尚远,其原因多以人力、财力不足,教会体质不佳为主,在活动方面则感到大型聚会过于频繁,造成疲倦”。
    
为了探索新的成长模式,1996年前后,台湾教会又多次组织观摩团前往华人教会较多的新加坡取经。当时,新加坡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的20%,台湾基督徒人数不到总人口的3%。有的台湾教会认为新加坡教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细胞小组”模式。于是一些台湾教会开始推行“细胞小组”教会模式,这一模式比较适合台湾都市中产阶级的需求。
    
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在学习韩国、北美及新加坡基督教会经验基础上,台湾教会恢复了增长。据统计,1990年时,台湾基督教信徒总数为557483人,占总人口数的2.4%。至1999年,基督徒总数为780529人。
    
这十年台湾教会的发展呈现以下态势:
第一,对大陆基督教发展兴趣增加。1991年,台湾基督教7个教派联合组成的访问团首次访问大陆,成员包括长老会、信义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圣教会、门诺会及天主教会代表。
第二,传统教会发展缓慢,灵恩化势头明显增强。台湾教会的敬拜方式不断更新,强调“圣灵”的工作。在此期间,一些强调属灵的教会发展迅速。例如:灵粮堂、和撒那广场、敬拜中心的兴起。尤其是灵粮堂,1999年信徒已达20160人,超过卫理公会、圣公会等传统教会,直逼中华基督教浸信会。
第三,逐渐有联合的趋势。比如1990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联合了台湾众多教派领袖及机构代表。1998年台北东区联祷会发起成立“台北市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台南市各教会联合组成超教派的“台南市基督教协会”。”
    
林金水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2000年福音运动”的推广,各教会制定了自己的“十年计划方案”,打破原有宣教局限,使得台湾基督徒在十年间增长率达到了40%,但我们认为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整个台湾教会定期反思、总结,在不断探索和尝试的氛围下进行本土化的努力。
 
 
三、2000年以后的台湾基督教发展
    
 根据“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的《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截止到2011年,台湾共有基督徒1207504人(不包括天主教徒),占人口比的5.44%:教堂数量增长至3888间。2001年--2011年的十年间,教会发展较为平稳,基督教信徒人数增长了74.98%。其中,2001年,台湾信徒人数最多的十个教派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227937人)、召会(91442人)、真耶稣教会(70359人)、独立教会(43804人)、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23763人)、台北灵粮堂(223 74人)、台湾圣教会(221OO人)、耶稣复临安息日会(9295人)、台北地方教会(8890人)、台湾信义会(8534人)。
 
2009年,台湾信徒人数最多的十个教派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230112人)、独立教会(204615人)、召会(138377人)、真耶稣教会(54236人)、台北灵粮堂(50460人)、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39938人)、台湾信义会(22024人)、台湾圣教会(17603人)、中华基督教行道会(13764人)、台北地方教会(10834人)。
 
通过分析教势报告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不隶属于任何宗派组织的独立教会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率约71.37%);其次是独立教派中已形成教会系统的灵粮堂(年均增长率约22%),召会(年均增长率约14.15%);最近十年,主流教派浸信会联会、信义会、福音派行道会联会、贵格会增长也相对明显,召会、灵粮堂和独立教会的增长势头减缓。长老会的增长率在二十年内都较低,但仍保持台湾第一教派的地位。
    
分析其原因,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教会无论有无宗派差会,大多走上了自立之途,早已走上自立道路的独立教会发展尤为迅速(包括灵粮堂、召会、真耶稣教会等)。台湾教会史专家史文森总结其原因是,“(独立教会)能以一种紧迫有力的方式向那些正在找寻生命最终问题答案的人传讲福音”;寻找最经济的植堂方式,聚会首先在家中开始,能力许可时才扩展到租房或购买房屋,因而也可以无限制地再生;训练、培养了无数平信徒领袖。
 
第二,重视岛内布道与岛外差传,使得教会影响力增加,人数增长。
 
第三,教会间合作趋势明显,资源整合,共同开展事工。即使神学上较为保守的召会,在1997年李常受去世后,也一改过往闭关自守的态度,渐与主流教会接触往来。台北灵粮堂也宣称其核心价值之一是寻求合一,即“教会内牧区间的合一,各部门的合一,与分堂的合一,与众教会的合一,甚至族群、城市、国度之间的合一”。2012年底,东方闪电在台湾猖獗活动。台湾教会联合起来发表声明,共同抵制异端。在2013年4月为此召开的“台湾众教会联合声明”后续策略及交通分享会的联合会议上,召会和长老会也可以同桌对话,让“众教会感觉到合一的力量”。
 
第四,灵恩运动与细胞小组的牧养模式结合,使得教会有显著增长。比如台北灵粮堂系统和属于台湾信义会的台北真理堂就是采取这一模式。传统的主流教会也在不断更新,如花莲加蜜山长老会,聚会的模式也从传统长老会模式转型为小组教会模式。
 
第五,积极参气社会服务,在出版、宣教等事工上卓有成效。
 
 
《天风》2013年第8期36--39页求索思考,2013年10月3日10:56扫描,2013年11月22日10:41审核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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