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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与圣经(五)

时间:2017-11-24 06:21来源:《天风》2016年3期 作者:陈永涛 点击: 评论
解经者不仅需要将圣经的真理揭示出来,还需要将理解和认识到的真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使自己认同并回归真理。
如我在前文中所一直强调的,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规范中的规范”,也是神学思考的“法度”。毋庸置疑,圣经作为上帝的道,是永活的,它应该并且能够向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信仰群体提供时代的信息、属灵的亮光及灵命的食粮。
 
但圣经如何向我们说话,就涉及到一个解释圣经的问题。也就是说,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的话,需要解开,才能发出亮光(参诗119:130)。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活水泉源,是取上不尽、用之不竭的真理宝藏。但是,要想真正聆听上帝在今天藉着圣经要向我们说的话语,我们就需要敞开心灵,使用合适的释经方法,让圣经向今天的处境说话。因此,神学思考与释经是分不开的。
    
汪维藩老师在其中国神学的思考中,特别强调建立中国教会自己的释经学的重要性。在突出中国神学要以圣经为本的同时,他指出,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需要适切的解释。只有通过解释,圣经才会发出时代的亮光。
 
有关中国教会自己的释经学,汪老师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他看来,释经学不只是一种求知的方法,不仅是从圣经文本中寻求知识的一种科学方法,而应当同时是“从圣经文本中寻求真理,寻求信息,寻求亮光,寻求供应,从而使研读圣经的人被真理、信息、亮光所同化。使来自圣经的这些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一意义上的‘理解’,意味着向圣经文本‘敞开自己,从中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我’(利科)”(见汪维藩著《圣言的诠释》,2009年版,第157页)。
 
汪老师清楚地认识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研究经典的旨趣重在“义理”,即重在宗教的、人伦的、立身处世的精义和道理。中国文化的这种“大人文精神”反映在研经和解经上,便是注重“从圣经本身汲取对三位一体上帝的认识与体验,对灵性生命的追求与造就,对伦常的规范与自律”。从中国人研究经典的重“义理”的旨趣,汪维藩老师看到一个重“义理”的中国释经学是构建中国神学所必需的。而这种释经学的构建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汪老师指出,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表尊思维。因此,回到中国神学的思考,这种“表象思维”的直观性告诉我们,人对上帝启示的把握,不仅仅单纯借助于语言文字,而也应凭藉心灵的直观或直觉。当人的语言与概念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凭借心灵的直觉与直观。这可能也是中国神学家往往更注重直觉而不是思辨的原因所在。
 
在汪维藩老师看来,解经者不仅需要将圣经的真理揭示出来,还需要将理解和认识到的真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使自己认同并回归真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典诠释的方法是在注、疏、训、诂的基础上,以明圣贤之言,进而追求一种超越的、人格修养层次的“内圣外王”。
 
因此,中国教会的圣经诠释学应当能使解经者通过各种释经方法对圣经文本进行研究,以期对圣经真理有所认识,有所理解,并让圣经真理同化自己、内化自己、塑造自己,以求研究者及学经者自身的“成圣”与“荣神益人”。这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的圣经教导是一致的。这也与汪老师所指出的中国神学的践履性是一致的。
 
 
《天风》2016年3期(总第435期)20页求索篇:中国神学三人行(十),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陈永涛。2017年9月7日礼拜四05:45扫描。2017年9月11日礼拜一14:48审核校对。
《天风》2016年1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989.html
《天风》2016年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2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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