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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与传统

时间:2018-04-01 10:44来源:《天风》2016年4期 作者:陈永涛 点击: 评论
传统主义必须被摒弃。维藩老师指出,在中国神学的思考中,我们在不盲目排斥传统的同时,也不应完全照搬。
早期的赵紫宸,出于应对处境的需要,并与当时知识界反传统的精神相一致,在其神学思考中没有给予基督教传统应有的地位。在其1920年所写的《对于<信经>之我见》一文中,他曾对《使徒信经》提出了批评,并模仿《使徒信经》的格式自拟了一个现代信经。在其1926年出版的《基督教哲学》一书中,仍可以看到他对传统的否定,他说:“教会不是建造在固定的《信经》上,不是设立在不可信的经句上。”赵紫宸对传统的否定由此可见一斑。
 
后期的赵紫宸慢慢认识到基督教传统在神学思考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本色化或处境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抛弃传统。尽管他对传统的回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他逐渐认识到神学离不开传统,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接受基督,认他为上帝,为上帝之子的信仰,就是接受上帝自己,当做给人得恩礼的信仰。推演开来,也就是《使徒信经》、《尼吉亚信经》所载的信仰”(《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1946)。
 
从字面上讲,“传统”意味着从起初一直传下来的某种东西。“基督教传统”就是指教会中口传下来的教义的主体,或这种教义的代代相传。在早期教会,教父们通常用传统指代教义,这教义是主自己或他的使徒们传给教会的,不论是口头的还是用文字的形式。
 
爱任纽曾说“使徒所宣讲的是活的声音,他们已经‘在圣经中传给我们作为我们信仰的柱子和壁垒’”。爱任纽所说的触及到“基督教传统”一词的根本意义。
 
基督教传统是中国神学的又一个资源。基督教传统是长达两千年的、使徒教会以来基督教会所积累的财富。汪维藩老师将其看为构建中国神学的四个资源(或柱石)之一。在他看来,在处境中构建“中国神学”绝不意味着要摆脱或排斥源远流长的基督教传统。实际上,离开基督教传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本色”神学。因此,在中国神学的思考中,有一个对基督教传统继承的问题。真正的中国神学应当浸润于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也是中国神学的宝贵资源。
 
当然,继承传统与拘泥僵死的传统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帕利坎所说的,“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而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Vo1.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 100-600],1971,第9页)。
 
因此,传统主义必须被摒弃。维藩老师同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指出,在中国神学的思考中,我们在不盲目排斥传统的同时,也不应完全照搬(见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1997,第2页)。如果完全照搬的话,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神学的出现。实际上涉及一个扬弃的问题。
 
 
《天风》2016年4期(总第436期)22页专栏:中国神学三人行(十一),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陈永涛。2018年3月21日审核校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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