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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景灵堂(景林堂)建堂事迹

时间:2015-06-03 22:08来源:《天风》2014年10期 作者:姚民权 点击: 评论
1981年“文革”后收回景林堂时,张心田牧师召开同工会将堂名改为景灵堂。

上海景灵堂堂史要从十九世纪40年代基督教(指基督教新教,早期曾名为耶稣教,下同)说起。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并签订《南京条约》告终。从此中国开放五大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1843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来到上海的主流派有佗敦传教会、尼泽兰(荷兰)传教会的传教士(时间很短),以后传入的主流派有长老会(在美国分南、北两派),又有英国圣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公理会(时间也根短)、美国浸礼会(分南、北两派),美国监理会(分南、北两派,南派英文称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South;北派被译为美以美会)等差会(教会组织,派遣传教士并给以经济支持)。
    
监理会传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一隅,从上海、松江到常州,包括浙江湖州为其传教区。
 
1848年4月,首派秦右及戴乐两对夫妇先到上海郑家木桥(今福建南路口)造堂(中国民房,取名福音堂)传福音,但他们在中国都为时不长,先后回国。其后又来了其他传教上,向松江、苏州等地发展。
 
1860年7月,第七名监理会的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到达上海,他是一位学者,据说他来华前向差会提出要在中国办学校和印刷出版业。后来他果然在上海办起了中西书院和华美书馆,最终他当上了监理会中国传教团团长。
 
林乐知到上海后不久,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乃转职中国政府机关,任翻译和教习职,共十多年。直到1875年差会才派潘慎文(Alvin Pie vson Parker)来中国,始有同工。林乐知在这十多年中,上午在江南制造局译书,下午在中西书院授课。他在上海时发现虹口的苏州河北部一带为农民的菱白田,地价便宜,就在苏州河北岸,沿吴淞路、塘沽路以南(当时称头坝)购置了一大片土地,并在昆山路成立中西书院,以及上海中西女塾(即后来的中西女中,现在的市三女中),还先后自费主编《教会新报》(《教会新报》1874年改称为《万国公报》,它也是光绪皇帝订阅的书籍)。
    
中西书院的课程有邮政、电报,商贸、会计及法律等科目,适合当时的洋务运动和民间欧洲文化事业的兴起,所以学生很多,思想也比较开放。我看到一则消息,有一次,林乐知在校内得知学生在课外讨论批评清政府的腐朽,听到学生中一些激烈的言词,他没有惊惶失措地反对阻止,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所以中西书院培养了社会亟须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成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称东吴法科)的后备力量。林乐知的长子林文德生于上海。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并任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教授。辛亥革命后,他也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
    
林乐知自己在《中西教会报》靠着冯桂芬、王韬的帮助发表了《中东战记本末》、《五大洲女俗通考》等得意之作。他在1877年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等人在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改名为中华教育会),负责编写小学、中学的教科书(当时现代学校制度正在中国兴起)。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执教时也向外传教,差会不称它为“牧区”,而称之为“中西书院传教站”。每周礼拜时有中西书院内的教师、学生参加礼拜,平时还设“中西书院谈道室”,供群众阅读圣经及宗教书籍。
 
我曾看到资料,当时中西书院在武昌路有“谈道室”。上世纪20年代,巴金初到上海就借宿谈道宣接触基督教。所以中西书院实际上也是一个宗教场所。
 
1907年,林乐知年老返归故里时,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曾召见林乐知进白宫,垂询他在华传教详情。
    
1922年,中两书院已并入苏州东县大学,差会乃决定在上海东吴法科的对面(即今昆山路135号)兴建景林堂,以此纪念林乐知,英文名为林乐知纪念堂(Allen Memorial Church)。当时书院对面分别有林乐知与潘慎文的两座住宅(潘慎文住宅正面为乍浦路254弄22号),林乐知的住宅后来成为景林小学校舍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被昆山路小学拆建翻造为新校舍,两住宅之间原为空地供传教士养鸡、种园艺之用,后即为景林堂堂址。
 
景林堂落成于1924年,景林堂背后的乍浦路254弄,从1号至27号全是监理会房地产,新中国成立前称为景林庐(Aellen Court)。其中22号为景林堂牧师住宅,1号为监理会办公处,5号为江长川(会督)住宅。我1953年入住1号时,尚有锡克族雇工为全弄堂司阍(hūn)。景林堂董事会(称理事会)为兴建此堂,特铸立一个铜钟于三楼西侧,今犹保存可作纪念遗物。
    
林乐知去世后与景林堂建堂关系最大的,当为监理会的宋耀如和1939年出任卫理公会会督(即主教)的江长川。
    
宋耀如又名宋教准,海南文昌人,宋氏三姐妹之父。青年时在美国受教育,1885年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同年加入美国监理会成为传道人员。翌年回国转入中国监理会,正式受薪且受调派,并曾在江苏的昆山、七宝、太仓等地传教。1890年,宋耀如终因语言不通,不得不退出传道职,改为不受薪不受调派的本处传道。
 
资料表明宋耀如执教于中西书院及从事华美书馆的经商活动,每星期日在监理会教堂掌理主日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倡导中国教会自主自办的中国基督徒会成立时,宋耀如都是发起人。
 
查考中国基督徒会的会刊(上海档案馆可查到)可知,当时捐会费的多为一元,最多(个别人)为五元,宋耀如每次总捐五十余元,可见他是很慷慨热心的基督徒。资料中有宋耀如曾写信给美国朋友,告诉他们自己在监理会新建的教堂,每星期日掌理主日学,可见宋耀如没有脱离教会活动。
    
宋耀如经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与上海山东路基督教天安堂牧师倪蕴山的二女儿倪桂珍于1897年结婚。牛尚周是容闳(hóng)招入的早期留美学生,温秉忠也是前清赴美官员,他们在美国认识宋耀如。倪蕴山是伦敦传教会的传道人,子女都受过西方教育,倪桂珍即在裨文女塾读书,放天足、能弹琴,倪桂珍的母亲徐氏是徐光启的后代,这些部成为宋耀如心目中合适的对象条件。他们婚后,家庭美满。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出生后,幼年入学中西女塾。宋耀如很关心子女教育。
 
我曾看到记载,宋耀如坐了人力车送女儿进中西女塾,还隔着门缝看女儿在校内活动。我又在上海市第三女中(江苏路)教学楼过道上见过镜框,内介绍宋氏三姐妹是中西女中的校友。宋蔼龄是由宋耀如在美国的同学、传教士步惠廉陪送进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庆龄、宋美龄则是由牛尚周、温秉忠陪送入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她们在美国时正逢辛亥革命成功,她们在宿舍内扎彩挂灯庆祝,还写信向父亲宋耀如等汇报欢庆情节。 
 
我1953年来上海加入卫理公会,借住景林庐1号卫理公会办事处时,曾听江贵云(江长川之幼妹)讲,她入中西女墅时和宋美龄在校园草地上(在西藏路)做“抓人”的追逐游戏。江贵云回国后任苏州著名的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多年,1954年离开教育岗位,任上海卫理公会女子部会计。
 
江长川幼年信教,得监理会女传教士帅洁贞培养,入中西书院。1 909年进苏州东吴大学神学科。1911年获神学学士学位,是监理会第一个受正规神学训练的中国教牧人员。在苏州读书时教会特许他每周回上海慕尔堂,景林堂讲道。1926年获美国神学博士学位。家住有恒路(今余杭路)的倪桂珍特别欣赏江长川讲道,她自设家庭礼拜,总邀江长川来讲道,礼拜完毕她亲自送参加礼拜者出门,有时还赠以糕饼等小礼品。
 
她对江长川更恭敬有加。我在编《上海宗教志》时曾见过一册“The Kang's F amlly”打印稿,提到江长川不吃鲜猪肉,倪桂珍常打发人送去火腿、燕窝、鸽蛋等。
 
上世纪20年代宋美龄回国后,任租界工部局、女青年会的幼儿教育工作,常陪母亲来景林堂礼拜,还参加唱诗班。
 
1922年,景林堂建堂时,宋家有特别捐款。景林堂建成,大座椅靠背如法庭式,既高又厚,教堂特备一藤椅于大堂前排,为宋老太太专座(这些都是景林堂老信徒告诉我的)。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倪桂珍请江长川为之证婚,江长川因蒋介石曾有前妻毛氏(虽离婚)而婉拒。后来倪桂珍一定要江长川促使蒋介石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这件事江长川曾引以为荣。1953年我在卫理公会办公室,江长川告诉我,有时蒋介石来上海或江长川去南京,蒋介石必备一汽车,江长川坐中间,蒋介石、宋美龄分坐两侧,江长川就利用兜马路的时间,在车上为蒋介石讲“基本要道”。1930年,蒋介石在宋宅受洗,由江长川施洗。
 
在此前后江长川名声大振,担任中华国内布道会会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金陵神学院董事等。有一年,江长川去美国,有一教会记者要为江长川摄影,声成“这是为蒋介石施洗的手”。所以,1930年,蒋介石的名字就登录在景林堂的信徒名册上。
    
但是时势转移,1953年,我进景林堂为协理传道,主任牧师戴仰钦告诉我两件往事。1951年,全国教会兴起对美蒋敌对势力的大控诉。比此早半年的冬天,全国有抗美援朝运动,美国国务院冻结教会的来华款项(包括医药、教育、慈善)。中国教会正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商讨成立抗美援朝三自革新筹委会,这就引发了控诉运动。半年后,控诉运动扩展至上海,就在上海逸园(跑狗厅)举行基督教大控诉两日。江长川代表卫理公会登台控诉。大控诉后的星期日,戴仰钦牧师讲道后有焦姓信徒提出:蒋介石是景林堂信徒,景林堂应该开除其名。迫于当时形势,戴仰钦不得不回办公室,拿出信徒名册,当众将蒋介石那一页撕下,以示开除此信徒。戴牧师1953年告诉我这事时很痛苦。那天我确实看到封面灰色开本黑线装订的《信徒名册》,有残缺撕痕。开除名册在教内是极重的惩处,使人死后不能升天,相当于天主教的绝罚,难怪戴牧师十分后悔。
 
当年(1951年6月)我在南京读神学时,从教会刊物《华东消息》上得知此事。那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使然,于宗教教理不合,上级教会组织也没批准此事,不足为准,那天我也没回话戴仰钦牧师。但我对此事至今印象深刻。
 
谈宋耀如与景林堂的关系就扯出那么多闲话。再说宋耀如因语言不通不能任沪语牧师,而于1890年退回不受教牧薪俸不受牧区调动的本处传道,他与同一宗派的牧师们交往就少了,而且1918年他就去世。然而,1924年10月《中华监理公会五十周年纪念刊》出版。(由江长川题签的纪念册)却登载了宋耀如西装半身的照片,称他为“出席第一届年议会的试用传道”及有其他说明,表明监理公会始终承认他同本教会的关系。这也是我第一谈看到宋耀如的形象。
    
上世纪80年代,我查阅教会史料,看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宋耀如、倪桂珍都己去世)的重庆,宋氏三姐妹一同去医院慰问伤病员。很多教会刊物登有此照片。
 
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又是一个天地。双方致力于以和为贵,宣扬人道主义,讲人情。大陆经历了改革开放,变化很大。我加入上海宋庆龄研究会,曾参加“宋庆龄的思想精神和品格”学术研讨会。2005年收到研讨会论文集,共有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至少有四篇涉及“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精神”的,从宗教论品格的比例相当高,其中我是以牧师身份讲论的,其余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或党史研究者。
 
2012年5月,我收到《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内有一篇《宋庆龄收藏的小台钟——友人赠蒋介石、宋庆龄结婚贺礼》。
 
2014年1月,景灵堂(1981年景林堂改为景灵堂)大门招待员送我刊有《孙中山与宋家人合影首次发现》的2013年1月25日的《新民晚报》,以及刊有《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姊妹》(上、下)的2013年2月25日、26日两天的《新民晚报》。这些文章的作者我都不认识,但他们都表露了透过纷争世事,看到了手足之情、骨肉至亲。血与水是不可比的。
 
正如圣经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我为此颇为感慨。
 
经历“文革”后,1981年景林堂大堂收回自用,1982年曾大修。竣工后,同济大学建筑专业的罗小未教授带十多名学生来堂参观。她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对教堂建筑很在行。我趁机请她作评判。她对我说,这堂的建筑是传统教堂走向自由主义的风格,简洁、宽敞,唱诗班的席位很能汇聚声音,效果明显。我录之以为备查。
 
1981年“文革”后收回景林堂时,张心田牧师召开同工会将堂名改为景灵堂。这是我从牧师办公室的黑色软面练习本(算作记录本)中看到的。后来他可能向市基督教两会及区宗教办作了汇报。
 
 
《天风》2014年10期52--55页史卷拂尘,者:上海市景灵堂退休牧师、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姚民权。2015年2月11日礼拜三21:27扫描;2015年4月16日礼拜四15:20审核校对。更多《天风》2014年第10期文章, 欢迎点击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wenzhai/957.html阅读。或者打开QQ1442160806日志阅读http://user.qzone.qq.com/1442160806/blog/1432214350(图文比网站里的更精彩)。飞信:608122883(手机13857228072浙江舟山)。欢迎您加我为飞信好友(或将您的移动手机号码发给我,我加您为我的飞信好友),我就可以经常给您发送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里的优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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